（本文不代表网大观点）


    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功能原在培植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却乎是不在养成一批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梅贻琦(清华大学终身校长)��

                                  一 

    “我一向觉得自己既丑陋又无能，中学里所有的男孩都有朋友，擅长运动，对学习满不在乎，只有我总是一个人鼓捣无线电。后来我发现了一些和我有同样爱好的男孩，他们也都不合群。所以当我到了这所学校，看到一群一群的孤独的学生埋头于数学和科研时，我象找到了家。”这是一位典型麻省理工学院(MIT)学生的自述。当然，你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搬到中国的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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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所学校的名字灵秀无比，但即使她的学生也必须承认这里几乎是“乏味”的代名词。这里的学生都在每年几百万考生中一马当先，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更为艰苦的五年生活，以工科为主的专业设置，使得校园气氛过于紧张刻板，更造成了学生视野的狭窄；竞争的压力严酷到几乎摧残少年心气的地步；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得空气里充满了过剩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对于大多数清华学生来讲，清华只是一个漂亮的头衔，而他们只是这个光环下的一个过客。这所美丽的校园留给他们的记忆并不愉快，在北大成为她的学生的永久精神归宿的同时，清华人更多地倾向于把母校视作一块弹性极好的跳板，它不是那种可以融入内心深处或给人无限遐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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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旁观者是无法看见这些无形压力的，而清华人也更执着于叙述母校产生了多少政治人物，或者他们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妙：一只炽手可热的清华毕业生。这里的学生似乎在无意中信奉了这句话：放弃五年的青春快乐，换取的是未来的稳定。也因此，清华是最具务实精神的大学之一，清华学对于社会的普遍良好的适应性让他们自己骄傲。�サ�是，清华人在陶醉于这一点时，却忽视表面辉煌之后隐藏的严重问题&;清华严重偏离了现代大学观念，她的贡献与她本来的价值不相匹配。有学者说：“支撑清华在今日中国声誉的主要依靠于其人才培养的方式:又红又专。”“专”使得清华学生在实际操纵能力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被社会迅速认可。而“红”，在中国则意味着更多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清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更多的应该从属于一所专科学院，而非一所有着巨大声望的大学。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清华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是体现在实用技术的操作上，而缺乏科学上探索与文化成就上的影响。清华在外界的压力下，严重背离了曾经的理想，它的典折历程也呈现了中国大学的挫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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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清华大学确立在中国大学中的重要地位的时间源于30年代初，梅贻琦执掌清华以来。在这之前，尽管在1925年摆脱了“留美预备学校”的名声，但清华大学还只是一所二流大学。1931年，梅贻琦受命于危难之时，继任曾数次赶走校长的清华大学。在就职演说中，梅贻琦提出了“所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言论。在之后的短短几年内，由于梅校长凭借美国式”通才教育与学术自由”的精神，清华大学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跻身于最著名大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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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才教育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它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道，尤其应接受普遍教育。梅贻琦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写道：“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原在培植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却乎是不在养成一批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ヒ虼耍�在思想上，梅贻琦要求学生具有“超党派的自由主义精神”，学校不应给学生灌输政治派别意识，而应给学生一种判断能力，让学生自由决定；在业务上，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己，社会及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综合的知识，让学生去做“有完美常识”的完人，大学应该培养一批有政治头脑与处世能力和多方面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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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自由方面，梅贻琦更是追随蔡元培。清华园里始终荟聚着各种流派。梅贻琦以民主思想、思想自由为治校原则，对各种思潮从不干涉。共产主义有之，如张申府；三民主义有之，如姚从吾；国家主义有之，如闻一多；战国策派，野玫瑰派同样不乏其人……而教授治校更充分体现了梅校长的大师论，给予教授以中心地位，使得学术自由得到充分保证。 

    从30年代以来，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一直是一所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综合性大学，它在理科、工科、人文、社会学科上都有着重要地位。翻开一本清华教授名录，就可以看到一串耀眼的名字，涉及各个领域。也正是由于这种努力，清华在这段时间培养的优秀人才超过了之后的几十年。而彼时的清华，更是充满了今天所缺乏的精神诱惑。不论是“钱钟书的传说”，“陈寅恪的故事”，还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令今日的学子心驰神往。而清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的“民主堡垒”，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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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的迅速成长历程表现出欧美式自由教育对于大学教育的绝对优势，而这种欧美式自由教育的精神也正是中国大学之所以在1949年之前不断的社会动荡之中，仍旧保持快速的成长的主要原因。 

                                 三 

    1952年的夏天，清华学生仍旧陶醉在新中国初始的新气象之中，他们热烈的欢迎着中央政府的新决定：将北京大学工学校、燕京大学工科各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清华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两年后，在清华43周年的校庆上，校园内的巨幅标语上写着斯大林的话“如果我们现在真正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计划，那我们必须使我们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工业指挥人才。”当时的清华学生意识不到，今天他们的母校为恢复综合性大学的努力是多么艰辛。�ゾ�过如此变故，清华成为了“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园内“要做又红又专的人才”的痕迹依然未消，没有了梅贻琦校长的“培养完整的通识人才”的理念，也没有了“理重于工”的原则，清华在短时间内的确造就了大批迅速适应社会生产的人才，但他们仅仅属于梅所摒弃的“高级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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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清华在文革期间的热烈表现更显示出，疯狂的“红”对于一所大学的严重伤害性，它令学生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更遑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培养什么健全人才。即使到了今天，由于传统的强大力量，清华学生依旧对于“红”表现出相当的执着，尽管这里搀杂着相当的虚假成分。即使在纯科学领域，思考也是不能有任何障碍与局限的，40年代的清华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告诉他的学生，不要加入党派，因为那会妨碍探索的精神。而今天的学生是否正显示出探索精神的消亡呢?�� 

                                四 

    清华在经过曲折的历程之后，认清自己正确的道路。她正在通过重温历史，和设立科系努力恢复她在人文学科的力量，并努力加强理科的实力。“又红又专”只能是畸形时代的产物。清华的历史系，文学院法学院已经开始招生，并通过与北大联合办学的方式重建清华综合大学的本来地位。这种努力多少令人想起康普顿30年代在MIT的努力，这位雄心勃勃的大学校长意识到单纯的工科只能培养一般的技师和艺匠他将学校改造为一所理工文兼容的新型理工大学。�� 

    尽管新的院系可以建立，但是曾经的文化传统与氛围却需要长久的滋润与宽松的外部环境。尽管王大中校长信誓旦旦地说：“清华决不简单在恢复过去，而是要建立综合性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谁都清楚，过去的清华的确更接近于一流大学。在中国大学普遍缺失3A自由的情况下，清华很难恢复梅贻琦校长时代的大学模式，更难以重建彼时的清华内在的独立自由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只能变成一所东方式的MIT。在美国，尽管MIT有着巨大的声誉，但它始终无法逃脱“培养工具式人才”的恶名，校园内的紧张压抑的气氛更让临近的哈佛嗤之以鼻。�� 

    就象MIT无法成为美国大学的领袖一样，清华注定地失去了其曾经的领先地位，它成了中国曲折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大的处理品，也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产生精神资源、承接文化脉落与发现科学真理的重要场所。 

摘自：如风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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