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的一天早上，北京某高校的女生宿舍。

    张燕和刘萍睡得正甜。忽然，敲门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张燕立即从床上起身，飞快地取下了床帘，而刘萍显然慢了半拍。宿舍的门被推开了，宿舍管理员走了进来，举手把刘萍的床帘摘了下来：“学校已经三令五申不准挂床帘!你们居然还在张挂!”她转向刘萍：“你，回去检讨!床帘我没收了。”管理员扔下这么一句话，走了。

    这一天，刘萍过得很别扭，老觉得心里一肚子憋气，上课也无心思，一下课便和舍友商量怎么办。刘萍一直是个一丝不苟的好学生，从未被老师训斥过，检讨也不知道怎么写。何况习惯了挂帘的她，想到没了床帘的空荡荡的床，没了自己的小天地，怎么想怎么觉得别扭。

    中午，刘萍找到宿舍管理员，宿舍管理员将一叠检讨丢在她面前：“看看吧，这是你师姐妹们写的检讨，你的认识就需要这么深刻，不然就不行。”刘萍一看，这些检讨每份都多达三千字以上，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和自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样想着，刘萍勉强凑满了一篇两千字的检讨，态度十分虔诚。

    但这份“屈辱”的检讨换来的是更严厉的批评。管理员显然还不够满意，又整整数落了她一个小时。

    这件事以后，整个宿舍都陷入了一种对敲门声的恐慌中。有一次，正在睡觉的全屋人在听到了一声敲门声后，一下子全都坐了起来，一阵忙碌的摘帘后，这时门开了，原来是混进学校的厂家推销员，全屋人一阵苦笑后又继续睡觉了。

 

床帘引来的校园冷战

    刘萍和她宿舍的遭遇显然不是个别现象，当轰轰烈烈的“摘帘运动”在学校里展开时，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抱怨：

    “学校提供这么一个简陋的宿舍，整天乱哄哄的，我挂个帘子他们还要摘下来。” 

      “就是，要想整齐化一，学校有精力抓一下校舍的硬件建设多好？搞突然袭击，促精神文明，我就不信小小帘子就真的会影响学校文明建设。”

      “要是不还，我还得再买一个挂上，反正没帘子的日子我不习惯!”

      ……

      大学宿舍的床帘还是全被没收了。检查人员还贴出了最后通牒：限××日内到公寓管理中心去接受处理。

    大学生心里费解:自己掏钱买的帘子，为了保护一个属于个人的空间(其实仅一张床)，糊里糊涂就被突然而至的管理员给没收了，末了还要去写个什么检查接受教育,难怪学生心里不满，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学校方面似乎也很委屈，有关负责的人员解释说：校方没收床帘是出于执行学校有关学生宿舍的管理规定的考虑，检查并非突然袭击；校规里早就规定了不准挂床帘，北京市的高校大都如此办理，学校执行规定可算是“有法可依”，学生有何不服?摘床帘也是为了使宿舍整齐化一，使本已拥挤不堪的小屋显得更宽敞明亮，也易于同学交流，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另外摘帘是出于防火的安全考虑。同时，该负责人强调，在学校，极个别男、女生用帘子做遮掩在一起过夜，摘帘子可以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

     校方的五条解释可谓句句在理，处处为学生着想，那学生为啥还不领情?笔者带着校方的解释，又采访了大学生们。

    张兰(大二，经贸系女生)：学校有明文规定，要我们做什么，要有站得住脚的理由,难道一句校规就把我们搪塞了?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天地，个人的喜怒哀乐要有一个释放的空间，一张小床是大学生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是绝对隐私的摇篮，个人隐私是需要保护的。

    陈光(大三，会计系男生)：口口声声说什么为我们好，可怎么不问问我们感觉好不好？在一个宿舍住六七个人的情况下，每人作息时间都不同，乱哄哄的。我只有靠帘子挡光、挡人才能隔出一片清静来。一个校方的明文规定，却受到了许多同学的反对，这个规定的相关条款是否有问题或者值得商讨。陈光一边愤愤地说着，一边坐在“空旷”的床上把书敲得乱响。

    刘朔(大二，法律系)：以前在帘子里看看家信、写写日记，有帘挡着，心里感到很踏实。现在在“一览无遗”的床上干点什么都有六七双眼睛盯着，真有被强奸的感觉。

    张兰：对呀，我连换个衣服都不自在，虽然都是同性。何况我们宿舍的帘子都是统一买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不但大方统一，还很美观。我们喜欢这道风景线。

    何青(大二，法律系女生)：至于摘帘是出于防火考虑，我就更是不明白了。为什么“包围式”的蚊帐可以挂，而“半包围”式的床帘一挂就易着火呢?难道是因为蚊帐是透明的，可以看清楚床上的我？帘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拥有所有权。

    陈光：男女生在宿舍过夜，即使在有些学校、极个别的宿舍里出现过，学校却为此牺牲了大多数人的权益，我觉得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

    刘朔：学生有学生会，涉及到学生问题时学校是否应该与我们商量？学校是否应该把学生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强压民意？另外，学校应该明白，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学生宿舍的有关吃、住等问题应该社会化，学校的后勤管理也应社会化，学校的注意力应该更多地投入教学，而非过多地投向后勤。

    听了学生们的谈论，笔者又随机对该校50名同学做了调查，结果68%的同学认为可以挂帘，10%的同学认为挂不挂都可以,但学校没理由强摘，2%的人认为应服从学校管理。

    采访至此，笔者忽然想起了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冬天一个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他干得汗流浃背，便一件件地脱衣服。他热，以为身边躺在摇篮里的儿子也热，便也一件件脱去儿子的衣服。最后儿子冻死了，父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当学校管理者们把这种类似“我说你冷，你就冷”的一厢情愿似的“关爱”施加给学生时，是否考虑过大学生的感觉?

 

床帘子是学生的小天地

    在采访中，围绕着床帘的另一个话题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床帘的存在是否会造成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的误解与障碍？是否会引起学生之间交流的隔阂？

    李洁与王茜是北京某高校法律系大二的女生。两人是一个班的学生，在宿舍又是上下铺，平时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所以俩人非常要好，形影不离。俩人之间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不但白天总在一起说说笑笑，就连晚上熄灯以后，李洁都经常挤到王茜的下铺去畅谈到夜深人静。可是有一天，当李洁外出回来走进宿舍时，却发现王茜的床周围挂上了一张严严实实的床帘。李洁以为王茜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不想让别人知道，便以好朋友的身份关切地询问，可得到的仅是在帘内看书的王茜漫不经心的一句回答：“没事。”望着眼前这张似乎从天而降的床帘，李洁的好心情降到了最低点：没事你为什么要挂帘?你挂帘干什么，难道有什么事情连我都不能知道?生气的李洁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王茜，她认为床帘是王茜对她的警告。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友谊出现了隔阂，虽然她们仍然像以前一样，一起上自习、一起打饭，但两人间多了许多的客套。“好像我们的交往更理智了。”李洁说。

    冉鹏，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的宿舍里共有七位哥们儿，由于男孩天生的豁达与不拘小节，他们相处得很透明：有什么活动都是一块参加，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一块解决。同时他们之间也没任何秘密可言，谁家家境如何，谁的女友长什么样，谁对谁有意见，谁与谁不和……。刚开始，他们彼此颇满足于这种状态，认为这是团结友爱的表现。可时间一久，他们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倦与疲惫：有些事情不想知道却不得不知道，有些事情不想说却不得不去说；不想看到的尽收眼底；不想让人看的却暴露无遗。他们深深地渴望一种彼此间的距离，一种能关注对方但又不陷入对方世界中去的距离。最后，他们挂上了床帘，此后他们仍然相处得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校方与学生在床帘问题上的分歧终归一点是床帘的作用。学生们所需要的并非是那几尺床帘本身，而是床帘给学生营造的“个人空间”。

 

    当代大学生追求个人空间，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他们的世界在“非个体化”的阴影下倒退与丧失自我。大学生的生活本应是丰富、多彩、青春、靓丽的，而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中，遭遇同样的事情，这些都使得大学生们的思想变得单一而趋同。于是他们渴望一片幽静、安宁、独立的空间，在那儿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去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对于大学生挂帘的问题，校方的态度干脆而强硬：校规中早已明文规定不允许挂帘，所以一切挂帘的行为都将得到杜绝与禁止。可大学生却忿忿然：这种约束、干涉与大学生隐私权应该受到保护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拿什么来评判“挂帘”与“摘帘”的是与非

    “挂帘”与“摘帘”，看起来是两个非常简单的、而且是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了，但是，这两个动作发生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中，发生在学生与校方之间，就演变成了法律上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之间的问题了。从权利的来源看，学生“挂帘”属于私法上的权利，即个人隐私权范畴；校方“摘帘”属于公法上的权利，即行政管理权范畴。自公共权利出现以来，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边界之争一直存在。因此，在学生与校方之间出现这种争议实属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从该争议出现的时间来看，则又有一些不寻常之处。

    从学校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历史看，90年代以前，无论从学生宿舍的构建，还是学生宿舍的管理一直延袭着新中国建国之初的方式：所有学生宿舍的房门上均开有一个可供人窥望的玻璃窗，而且玻璃窗严禁遮挡；所有床位及内务均遵循军队营房管理模式，当时的一代学子并没有与校方发生过如此尖锐的冲突。然而，是什么时候，床帘开始“潜入”大学生宿舍，没有人真正注意过，但是，现在却成为校方与学生之间一个如此敏感的问题，甚至演化成校方与学生之间的激烈冲突，这是校方始料不及的。也许这恰恰证明，时代的进步和新旧观念的冲突再一次在大学校园里体现。（陈兰 陈婷 赵飞 贾巧梅）

摘自：法律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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