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沈文雄的《竺可桢》一文）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人。生于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他从青年时代就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一生倾心血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后创建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开辟了中国的气象事业；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使浙大挺进到全国名校行列；1949年以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开辟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 


1936年4月，竺可桢调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4月离开学校，渡过了他历时13年充满了艰辛而又成效卓著的校长生涯。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是我国最早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到1936年，已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入读学生500余人。和国内同类学校相比，浙江大学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当时并未进入名校行列。在前任校长实施法西斯化而学潮迭起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决定委任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就任此职事，曾犹豫再三，主要是不愿意离开已经做出显著成绩的研究工作岗位，又顾虑办好一个大学，事务繁杂，必须同官场打交道，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社会教育问题众多，办教育者风气不正，如果自己采取明哲保身主义，则不利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在蔡元培以及众亲朋好友和学生的支持下，决心暂时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毅然挑起大学校长的重任。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4)健全的体格。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对浙江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强调民主办学，废除军事化管理制度。竺可桢赴任后，首先改变了前任校长郭任远执行的“大学军队化”的方针，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另建立训导委员会，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学校不设副校长，但他并不独揽权力，而是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大学训导长一职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但竺可桢认为应以“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以此先后选派深得学生拥护的费巩和苏步青教授担任训导长。 


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竺可桢长校之后一再明确宣布：“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他特别注重做好两方面工作。其一是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他“三顾茅庐”恭聘国学大师马一浮，礼请邵裴子，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对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启用时却相对较严。其二是使大学教授有职有权，从各个方面调动他们搞好教学工作的积极性。苏步青教授先于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职，原来对竺校长能否把浙江大学办好持观望态度。他从竺可桢办校的一系列措施中，特别是有感于竺可桢对他家庭生活体贴入微的照顾，明显地感受到校长对同事的厚爱和对事业的一番苦心，从而迸发出教学和科研工作极大的积极性，一直是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依靠力量。遵从竺可桢倡导的重才求贤的正确方针，当时浙江大学集中了一批知名教授，虽然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能同心同德，真正做到“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调通才教育。对招收新生采取宁缺毋滥原则，对一年级学生，加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达到打好基础的目的，竺可桢动员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许多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规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多方面工作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互相促进。竺可桢以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比喻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他亲自带动下，全校师生科研活动蔚然成风。当时浙大一批教授的研究成果如王淦昌的核物理研究，钱令希的余能定理及其在悬索桥设计上的应用，蔡邦华的昆虫学研究，贝时璋的细胞学研究等，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很高声誉。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高年级学生也积极参加。例如数学系的“数学研究”为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每周举行一次，教师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准备。学术讨论大大拓宽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当时的浙江大学，经常有以各种名义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回首过去，许多人仍留恋这段难得的经历，把它称之为自己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当时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李约瑟，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其根源即出于此。 

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战争年代渡过的，学校被迫西迁，四易校址。竺可桢上述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措施是在颠沛流离五千里的过程中实施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大学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的教学计划，图书仪器大体上保存完好。而学校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相反有相当的扩大。浙江大学由战前工、农、文理三个学院，到抗战后期已发展为理、工、农、文、法、师范六个学院。到建国前夕又增加了医学院，共7个学院，30个学系。在竺可桢领导下，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成为全国的几个名牌大学之一。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会议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根据自己的处世经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 “求是”，实际上成为办好浙江大学的思想路线，对塑造大学生的道德品质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指导浙江大学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 

竺可桢领导浙江大学取得成功，还在于他时时处处起着示范作用。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暂时落脚后，他立即又往西寻觅下一步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岂料短短时间内，他的发妻和爱子因先后染上痢疾而病故。这对竺可桢家庭生活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但丧妻失子之痛并没有动摇竺可桢办好大学的决心，在处理完丧事后，又继续为公务而奔波。他对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充满了爱心，凡是家庭有了困难或发生变故的，他都亲自过问处理，因此，深得全校同仁和学生的爱戴。有了这么一位具有凝聚力的校长，全校的决策，都能实现令行禁止。 

浙大西迁5000里，其行进方向，与前不久红军长征路线大体相同，后人因而也有称其为“文军长征”的。这支文化队伍，对于有利于民族文化保护和社会发展的事，都会尽力而为。在撤离杭州的时候，竺可桢克服了很大困难，把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转辗运到贵阳，抗战胜利后，又搬回杭州，保住了这份国宝。学校在江西泰和暂留时，竺可桢发动师生在做好教学工作之余，帮助地方上修筑防洪堤，兴办垦殖场和学校，为当地人民做了好事，撒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随着蒋介石挑起内战，全国各个大学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风起云涌。浙江大学于1947年10月，终于爆发了学生于子三被捕且被杀害在监狱里的悲剧。这个事实进一步促使竺可桢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同时也破灭了希望政府支持教育、科学事业的幻想。他根据“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行动准则，毅然站在学生一边，谴责当局迫害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竺可桢感到要继续办好学校实在力不从心；同时他又向往他的科研事业。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火声中，他决意向当时政府辞去校长的职务，离开了他潜心操劳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去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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