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天虹  
来源：《北大名教授访谈记》，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几个扬州中学的学生兴奋地到了北京大学西校门，一位老先生在这里等着新生的到来，他带他们去吃饭，一直到安排他们住下，很晚才离去。黄琳教授一上来就给我讲了他初识北大的这段经历。他当时就是这群学生中的一个，而那位老先生，他后来知道竟是北大的严仁庚教授。这件事虽小，但是黄琳教授讲得充满感情："这就是北大人，老实、负责！" 
     
    如今是全国控制理论专家，八五基金重大项目学术带头人的黄琳教授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说："我很幸运，1953年至1957年是老老实实念书的四年。"想到几年以后政治运动的轮番上阵，我也感到黄教授上学赶上了好时候。然而这几年对于黄教授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年级时他患了肾炎，后来又因支气管扩张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但他不愿意放弃继续深造的决定，在病床上补习功课，当年上了研究生。 
     
    说到北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黄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说科学精神应该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即诚实，甚至有些"呆"的态度。最近北大与中科院合作的国家基金重大项目已经通过验收，评为优秀。然而，这个分配到每一个单位只有几万元研究经费的项目，分配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身上有多少呢？一个对个人没有什么实惠的项目不就是靠着一群老实人在干吗！然而在科研这个行当里，并不都是这样的人。黄教授声音依然平和，但是言辞有些激烈地说："有些人，靠起名词唬人，靠编概念、编说法，这不行，一定要做刻苦的事情。科学需要假想，但这不等于理论。理论要严谨，为了证明一个事情，有时要花几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黄教授认为北大的民主精神是对学生也应该民主，即当学生有超过老师的地方时，应为他们的成就高兴。或者说，谁对服从谁。黄教授的许多学生现在都到了国外，有的已经留在那里工作，不过他身边仍有三个助手，这足以令黄教授心慰，其中之一的王龙是 1992年留校的，最近被破格评为教授。面对很多学生出国留学的形势，黄教授经历了"喜"，也经历了"忧"。1995年他帮助王龙申请德国洪堡奖学金，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国外的研究条件那么好，他能回来吗？主动让学生出去，是凭着对这个学生的了解，相信他能回来！果然，王龙两年后带了很多国外的信息回到力学系。然而，学生出国的事也曾令他不愉快，因为"花了很多力气，让美国人占了便宜"。但对此他不愿意多讲，他认为"有些是大气候决定的"，在恼火之后，他可以泰然地接受许多事实。人才外流必然造成师资缺乏，这在力学系是一个严重问题。黄教授告诉我一件最痛心的事：1996年全国高等学校力学竞赛，北大选手的成绩排在一百名之后！我听后一楞，不仅为这个成绩，也为黄教授说这件事时如此直接而坦率吃惊。"基础课教学不受重视，措施定了一些，但不能付诸实现。长此下去，北大会有危机。"黄教授使用"危机"一词，可见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他平静的态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经历了不愉快的黄教授仍为申请出国的学生如实写推荐信，1994与1995年，他培养的两个硕士生分别为美国的两所一流大学录取读博士，黄教授眼中闪着笑意："这说明我们的学生还是很优秀的。"他还告诉我他的女儿也于去年赴美留学。尽管许多年轻人不愿留下来搞科研，但他身边的这支科研队伍中，年轻人依然占了一半，而且大家很团结。他说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年轻人合作时的民主，其二，他说"他们主要是搞理论的，不愿下海"。我想，正是因为黄教授了解他的学生们，他才能理解他们的选择，他才会说"该搞什么搞什么"。面对师资短缺，大学学术空气受到商业冲击，或者还有其他，黄教授风趣地说："虽然我是搞控制理论的，但这些是我控制不了的。"然后，他又说到，文革期间在工宣队的压力下见风使舵的知识分子吹嘘用电池发动的小飞机也能飞上天，还炮制了用英语斗地主的经验。我正在感慨那个时代如此荒唐，黄教授说。"现在不开会整人，学术得到尊重了。"他的语气是那样舒缓而轻松，往事像一道道风景挂在岁月的画布上…… 
     
    最后，黄教授告诉我，他需要退下来。他坦率地说："我精力不济了，应该退下来，让年轻人干，他们干得比我们会更好。"同时他举例说有些教授到了很高年龄还在工作，"但我是凡人"。他讲得那样实在，让我感到做人的坦率一如治学的老实。临走前，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的黄教授女儿的大幅照片，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微笑着，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青年学生也这样微笑着跟随一位老先生走进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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