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在北京某杂志社工作的容小姐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刻意要与众不同，我们只是追求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她每天六七点钟下班，然后去喝咖啡、健身、逛店买东西，九十点钟回家，上网看看邮件，与网友聊聊天，一天也觉得过得很充实。

在消费观念上，她比较随心所欲，但也不过分追求名牌，她的价值衡量尺度是：是否物有所值，是否适合自己，只要是喜欢的东西就不吝啬金钱。容小姐每月月薪五六千元，但银行账上基本没有什么余钱，属于零储蓄一族，她喜欢旅游，有点钱就出去玩儿一圈儿。重消费、轻储蓄的原因，她解释为对自己的能力和前途比较有信心，不担心失业问题。“如果我失业了，我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她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老一代人不禁感叹：这群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正逐渐成为社会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承担着相当数量的消费，引导着惹人注目的流行，创造着充满生气的文化，并且正身体力行着一些未来将成为社会主流的行为方式。

但是，当用“新新人类”这个概念去归纳他们时，这个概念的主观臆想和僵硬呆板就暴露无遗。当王小姐、梁小姐、容小姐们坦率地表达着她们的观点时，她们也同样坦率地表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新新人类”。那么，“新新人类”是不是由掌控着媒体、流行趋势的人们构造出来的呢？是不是在作为“卖点”的意义上才更让人心动呢？

专家质疑“新新人类”

“在我的身边似乎没有什么‘新新人类’，尽管我经常和本科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交流。”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赵强表示。

对大众文化相当关注的赵强说，“新新人类”应该是从台湾流传过来的概念，它诞生于六七十年代。自诩为“新新人类”的年轻人都有着极强的自我色彩，他们怀着主宰世界的坚定信念。他们以忽视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行为表达对既定游戏规则的反抗。他们有自己的交流圈子和“黑话”，如果与他人交流则目的在于改造他人。

“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另类的理想主义’，”赵强说，“而目前的这群年轻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形成某种群体的自觉，也没有明确的宗旨、信念。事实上，他们显得缺乏责任感。”

“应该说，他们是适应社会的产物。此前的一批人对于社会的游戏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社会发生了巨变，事实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想适应并完善这些游戏规则已属不易，又遑论改变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新新人类”这个概念尽管频频见诸媒体，并偶尔出现在少数青年学者的文章中，但是仍旧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尚未进入学术领域。一个概念的确定应该有量的标准，或者是有一群人以之自我标榜，但是，“新新人类”没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也没有相关的文化、社会环境。

“应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和探讨还不是时候，”多年研究青少年心理的夏教授说，“不能轻易给年轻人贴上标签，把他们从人类整体中区别开来，将代际关系对立化，这样做不是‘捧杀’就是‘棒杀’，都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

对于青少年中的流行风潮，夏教授将之归结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它在其群体范围内有存在的合理价值。“这些年轻人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反对，而是在默认的情况下以其它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只要不是反文化的，就应该宽容。”

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青少年最为关注的多是学历、人际关系和金钱，信仰已退居次要地位。这样一群似乎越来越“圆滑”的青少年日后能否承担起社会的重任，夏教授认为，青少年对于自我的重视和对社会责任的淡漠，原因之一是他们尚未进入社会主流文化，没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同时，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仅仅是青少年自身的问题，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价值规范尚未确立，整个终极价值都在发生变化，只不过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年轻人有他们的可取之处，他们敏感，富于创造性，是先进科技、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长辈在与年轻人的沟通上存在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问题。”夏教授认为，应该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和教育，给他们创造投入、发展的机会，让他们不感到自己只是旁观者。夏教授引用“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文·巴比特的一句话：“与整代人作战绝对不是件愉快的事。”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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